外牆清潔

　　某個晚上，一名中年男人叩開了郭振華家的門。“有個姓池的人找你。”女主人高聲招呼郭振華。“是池、池廳長？”郭問。“啊呀啊呀，池廳長您、您來看我們？”意識到來者的身份後，女主人恭敬地賠笑道。
　　這是官場小說《滄浪之水》的一個橋段，刻畫的正是官場中人對“稱呼”的嫻熟運用。
　　2001年，痛恨官場中醜惡風氣的閻真寫下了這本小說。
　　“一個科長一個小主任，官位叫出來他就高興一點。”閻真告訴記者。
　　類似閻真這樣的體會，某縣財政局的小丁也有。不久前她參加一次接待活動，直到見到《××調研組來縣接待手冊》，小丁才知道，她一直稱為“王處”的這位省財政廳領導，原來只是一個主任科員。
　　“逢長必叫，叫大不叫小”
　　對於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，“逢長必叫，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。閻真說：“在縣裡，一個科級幹部就很大了。一個局長其實是科級，但是我要叫他局長。股長比科長還要小，可在縣裡也已經好大了，也是一個長嘛，也要叫出來。”
　　“叫大不叫小”的慣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。一位資深媒體人對記者介紹：“在一些部委，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，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‘部長’。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，他們的下屬會習慣於叫部長。”這不是為了追求虛榮，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。“部長級別高，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。”
　　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則外，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。
　　“上級對下級常常以‘姓名+同志’相稱，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‘姓+職務’或‘職務’。”華東師範大學的胡範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。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。
　　然而，有些時候這條規律並不適用。例如，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姓王時，“叫某某書記是慣例，”上述媒體人說，名字+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“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分”。
　　區分不同稱呼的，除了職務外，還有資歷與感情。一般來講，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，但一些職務不高的“老機關”卻常享有“豁免權”，可以將別人眼中的“王書記”省去姓氏，直呼其名。上述媒體人說：“在機關里稱名字，本身並不是冒犯，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，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。”
　　在官員中間，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。例如，對於姓付的書記，往往不能稱付書記，而要用名字稱“××書記”；當兩個書記同姓時，也要叫名+書記……熟練掌握著一套規則，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。
　　“老大”與“老闆”
　　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，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、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。
　　一位媒體人曾在縣鄉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，一名幹部起身敬酒，朗聲說道“我們老大……”當面叫一聲“老大”，除了幾分親昵，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。與之相對的，所謂“老二”不僅不用做面稱，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。
　　“一個省裡面省委書記是老大，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，因為在政府口，他也是老大；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，因為按照慣例，在黨內，兼省長的書記（才）是。”這位媒體人說。
　　然而到了市級幹部，這種江湖氣的“老大”、“老二”便有時被透著商業氣息的“老闆”所取代。
　　一位官員告訴記者：稱“老大”在基層會比較多，更江湖氣一些。一般稱“老闆”的，至少是市長、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。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“老闆”，會顯得特別可笑，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，所以往往會稱“老大”；如果稱呼一個鄉長“老闆”也不行，因為級別同樣不夠。
　　真正難以處理的是如何稱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被降職的官員。江蘇省級機關一位工作人員，曾經在南京的頤和路上遇到過當年的無錫市長毛小平，這位工作人員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稱呼。“喊他毛市長、毛主任都不合適，喊小平吧，你不覺得‘小平’是特指的嗎？所以後來我只好說‘哎——哎——你好’。”2012年毛因為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，他一度被認為在江蘇省供銷合作總社擔任副主任，後又傳出降為處長。
　　江蘇省委辦公廳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現在縣裡也常常稱省城去的領導為“首長”，不分級別。“之前，只有中央來視察的領導，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適合直呼其名的，我們才在製作席卡和稱呼時稱‘首長’。當面這樣稱呼時，級別差距至少要有3級。但現在，稱‘首長’已經沒有這麼嚴格了。”
　　改革開放前“同志”獨步天下
　　在胡範鑄教授看來，“稱呼學”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“變壞”了，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。
　　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“同志”，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。孫中山在1918年發表《告海內外同志書》和《致南洋同志書》，其遺囑常被總結為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”。
　　1921年，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：“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……都可以接收為黨員，成為我們的同志。”這時的“同志”，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。
　　1949年後，“同志”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。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。1965年12月14日，中共中央發出《關於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》，要求“今後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，一律互稱同志”。
　　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“文革”時期，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。胡範鑄說：“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，叫什麼都覺得不對，說錯了就會闖禍。”
　　今天的人已很難想象“同志”之稱所引起的重視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，“黨內一律互稱同志，不要叫官銜；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，不要叫‘指示’”。
　　1984年，“同志”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。當時的《武漢晚報》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：“小平同志：我這樣的稱呼，似乎不太禮貌，若有不妥之處，請給予責備。”這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。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，“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，我很喜歡，酌重處理！”
　　時間進入21世紀，“同志”有了更豐富的含義，使用起來也顯得很突兀。
　　現在見面還稱“同志”顯得怪異
　　2003年，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、下發《關於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，不稱職務”。
　　例如，甘肅省的文件就要求，“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為同志，黨內刊物、文件和其他書面材料也要按此辦理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要身體力行，帶頭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，做黨內互稱同志的表率。各級黨組織要制定完善相應的制度，並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，形成黨內互稱同志的有效機制……”
　　但種種跡象表明，重視並未使互稱同志重迴流行。2013年10月，《人民日報》轉載了題為《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》的評論，說“不知從何時起，互稱‘同志’的人越來越少，甚至一些脫胎於江湖綠林，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‘老闆’、‘總管’、‘大哥’等庸俗化的稱呼，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。”
　　一些地方為了規範稱呼，甚至“製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，擺放在黨委（支部）會議室、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”，以“營造民主平等、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，形成暢所欲言、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”。
　　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，現在“同志”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，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。但在現實官場中，在對稱呼進行“推敲”後，官員私下裡往往不會互稱同志。在一位官員看來，現在如果見面還稱“同志”，不僅顯得怪異，還意味著拒人於千里之外，“下麵的事都無法進行了”。
　　儘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則，但因地域、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，官場稱呼並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。例如在湖南，一些稱呼就很獨特，官員們背後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“張嗲”、“李嗲”（“嗲”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），同僚之間則會互稱“張哥”、“李哥”。
　　現在在一些地方，某些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、某廳等，很流行。
　　■延伸閱讀
　　千萬別直稱“某巡視員”
　　巡視員一般都是廳級幹部，算大領導了，但在現實中，卻很少有人直接稱他們為某某巡視員。
　　“千萬別這樣喊，人家不樂意聽。更多時候，我們都還是會用他之前的職務來稱呼，比如王局、張廳、李主任等。”多名省級機關幹部對記者說，“但是正式行文時，要稱為巡視員。”
　　另外，一個城市有一個市長，若干個副市長。向客人介紹時，過去不論正副只說蘇市長李市長，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還是副的，於是，為了便於區分，說著方便，就把市長叫大市長，把常務副市長叫二市長。依此類推，可以叫出大縣長、二縣長；大書記、二書記之類。 據《南方周末》
　　（原標題：領導領導，叫你什麼好？ 官場“稱呼學”：逢長必叫 叫大不叫小）